黄长怡

    于是之当院长这一段经历，主要是梁秉堃和李龙云的回忆。梁秉堃是广东南海人，但从小到现在退休，都生活在北方，所以除了血缘，他和广东关系其实并不大。但他对我这个广东来的记者，还是像家乡人一样热情。我们在麦当劳餐厅里聊了很久。梁秉堃的口才很好，一件事情让他绘声绘色一讲，就成了很精彩的一个故事——当然，前提是依据事实而讲。这是记者最喜欢的采访对象。梁秉堃不仅在于是之这个题目上给我提供了很多的材料，在后来关于《雷雨》、人艺的几个题目，他也不遗余力地帮助我，可以说是这次采访中对我帮助最大的一个人。后来他还答应了我们一位编辑刘炜茗的约稿，给都市报的“大家”版写了关于话剧名人的文章，也颇为精彩。

    对李龙云的采访则相对困难很多。李龙云和于是之一家的关系非常好，感情很深，就像家人一般。之前媒体的失实报道也让李龙云非常气愤。所以一开始他对我的采访目的抱有疑虑，不愿意接受采访。在多次联系争取之后，李龙云答应在家中与我面谈。他写过一本《我所知道的于是之》，把关于于是之最深切的记忆都记录了下来。但我还是很庆幸能够见到他直接交谈。从他谈起于是之时眼中噙着的泪水，我真正感受到那种感情，胜过任何文字的描述。面谈也打消了李龙云对我的疑虑。采访完之后，他将我送出很远，一直送上的士，并且说，这次很多媒体的做法让我很生气，但是接触之后我知道你不是这样，印象很不错。以后在北京话剧采访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可以找我。这两句话，是对我之前努力的最好肯定。

真诚、辛苦的于是之院长  

    于是之在北京人艺工作的几十年里，除了是一个演员，同时也担任了8年的院长，从1985年到1992年。名义上，曹禺是正式的院长，他是第一副院长，但担任实际工作的是他。所谓“宁带一个师，不带一个剧院”。北京人艺复杂的人事关系早已人所共知。于是之用他的人格魅力团结了一批优秀的剧作家、导演，创作了一批优秀的剧目。但同时，复杂繁琐的行政工作也时常让他疲于应对，甚至苦不堪言。

    梁秉堃退休前是北京人艺的剧作家，也是于是之多年的知交：“于是之当院长的时候是很苦的。他太真诚了，当这个官对他来说很难。我只举一个例子就能说明。”

    梁秉堃讲起多年以前的一件事情。80年底的时候，有一次人艺要到香港演出话剧《推销员之死》。当时有一个女演员，在剧中演一个妓女，是个次要角色，台词也很少。“赴港名单出来之后，没有这个女演员的名字，她就去找了当时的院领导。其他人都推说不知道，但于是之一听就说：‘这事我知道，因为市委需要加一个人进来，就把你拿掉了。’结果这女演员一听就闹上了，在办公室里从下午2点闹到晚上8点，于是之一步都走不开。最后还是于是之说：‘我们还是得吃点饭。’这才消停下来。当时于是之就住在人艺里面。晚上12点钟，那个女演员的男朋友，也是人艺的一个学员，来敲于是之家的门，说女演员病了。于是之一听就急了，马上从床上爬起来。他的夫人李曼宜就说，这事你也要自己管啊？因为于是之下面还有好多级，演员组长、办公室主任、总务处长等等，找谁都行。但于是之就说了一句：‘别出事。’穿戴整齐就去了。女演员当时躺在床上，闭着眼睛问：‘于是之来了没有？’于是之就说来了来了。女演员就开始说‘于是之你挤兑我啊’之类的话，于是之就在一旁听着。后来女演员说，我现在病了要上医院，没钱。于是之马上把钱包掏出来，说，我这有。赶紧递过去。”说到这里，梁秉堃忍不住笑起来：“我说简直像《茶馆》里的王利发一样。这个事情也是于是之告诉我的。我后来问他，你垫的钱人家给了你没有？于是之说，找谁给我啊！你说，以于是之这样，他当院长能不苦吗？”

    于是之的忘年交、剧作家李龙云，对于是之的为官之苦也深有感触。“曾国藩说过，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。于是之并不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，而剧院的工作却烦不胜烦。另一方面于是之像所有中国传统文化人一样，有很强的自尊心，也很敏感。像他自尊心这么强的人，我可以想像他被同事、下属当面羞辱事多大的痛苦。”李龙云也曾经见到类似的事情：“一次，在人艺剧本组，于是之坐在椅子上，一位与他年纪相仿的老演员，站在他的面前，用手指着他的脸，当面指责于是之做过的某件事。于是之抬着脑袋，眨着眼睛小声说：‘我真记不太清了……’对方十分愤怒，毫不客气地说：‘对你好的事你记住了，对你不好的事你就记不清了！’这时候于是之居然尴尬地笑了笑。”李龙云用了“唾面自干”来形容于是之的窘境：“我惊讶于他居然能忍下来。但这些事情都在他心里郁闷积压着。”

    80年代中期，《文汇月刊》上登载了一篇曹禺女儿写父亲的文章，写到曹禺曾有过跳窗自杀的念头。于是之不止一次对李龙云提起这篇文章、这个细节。“每次说到这里，他都会感慨地说：我在紫竹院的那个房子是十二楼，有好些回我站在阳台上，想顺那儿走下去……”李龙云回忆道。于是之的痛苦是复杂的，但身为领导的痛苦应该是最剧烈的。除了提到“顺阳台走下去”的念头，他也曾当众动怒，甚至伤害多年至交的老友感情，这都是心中积压怨气的结果。李龙云认为，于是之对北京人艺这个院长，心情一直很矛盾：“工作顺利的时候，他挺有成就感的；但工作碰到挫折时，他又常常后悔自己为什么要当这个院长。他一直在这样的矛盾里面，少有心情好的时候。”

    1995年，于是之曾经和李龙云谈过他当8年院长的感受：“上边给了我一个正局级待遇，给我配了一台车。打那儿开始，每天早晨起来，汽车‘呜——’把我拉来，晚上，‘呜——’又把我拉回去了。拉了我八年。事儿办好办坏不说，身体反正是散了。”的确，8年院长生涯中，于是之的健康状况由好变差，从90年代初就开始出现记忆力减退的毛病，到了后来更是每况愈下。到现在还有人问李曼宜：“如果于是之不当8年的院长，是不是他的身体会好一些，也不会那么早就离开话剧舞台？”当然谁都没办法给出答案。

    在梁秉堃看来，于是之当这个院长，也是官方出于“照顾艺术家”的一个初衷：“从一个方面说，当院长可以说是‘名利双收’的一件事。不管从待遇上、还是名誉上，都有不小的好处。这看起来对艺术家是很大的照顾，就像现在对璞存昕的做法。但是行政工作和艺术工作不一样，需要另一种‘艺术’。有些人能够兼有这两方面的才能，但有些人却无法兼顾。我觉得于是之是后者。况且他也不需要什么‘名’了，对‘利’也看得很淡。所以这让他很痛苦，人际关系太复杂，而且不可能处理好。他好几次有过退下来的想法。”